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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 -95月26日

初见 -9

  “顾,我在开往土耳其特拉布宗的巴士上。刚刚离开格鲁吉亚边境,一路沿着黑海行驶。虽略有颠颇,此刻仍忍不住写信给你,字迹潦草,愿你可以辨认。此时,一轮巨大的彤色落日正在黑海的上方,云彩壮观地朝天边铺陈开来,我鲜少见到如此清晰壮阔的太阳轮廓,那样不真实地缓缓沉入海面。这样的景象令我感动,我想象你就坐在身边,我们侧脸望向窗外,满脸都是金色的光芒。”
  
  我摸了摸脸上已风干的泪痕,望向窗外,合上记事本,再也没办法写一个字。
  
  刚才,当我步行通过边境的时候,天气炎热,队伍中有人晕倒,滞留耽误太久,进入土耳其边境后,我找不到原来乘坐的那辆巴士了。除了一本护照,我所有行李和钱都在车上。
  
  我想象过旅途中的各种意外和困难,并非没有预期或遭遇过。可是,当我走向黑海,看见即将西沉的太阳,看见身边绝尘而去的巴士和没有尽头的荒芜公路,天快黑下来,心便扑扑凌乱地跳动。
  
  如果巴士真的没有等我,今天晚上去哪里睡觉,这是个问题。一边不懈寻找巴士,一边思考着。网上许多人写花最少的钱或不花钱走天下,是否成行怎样成行我不知道。我真实地走到了这个境地,根本不想哭,哭有什么用。如果天完全黑下来还是没有找到车,我应该回到边境口岸找警察,也许他们能查到,帮我找回行李。就算需要些时间,夜晚不太冷容易混到天亮,几天不换衣服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得观察一下口岸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睡觉,明天是否找个餐厅打工交换午餐。幸运的是,护照还在身上,能证明身份就好。我身体无碍,英语还能表述,情况不太坏。
  
  我接受了这个意外,前途未卜内心尚有疑虑,但是无惧。黑海的海面被落日映射成桔红色,沙滩上有赤足散步的情侣和追逐嘻闹的孩子,啊,还有色彩明艳的冰淇淋车,如果此刻我还能从身上找出一美金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去买一支,芒果味的。我把双手插在口袋里,一边踢着小石子一边吹着口哨走路,反正一无所有,心里倒平静下来。这种反常的平静放松,就好像在城市里犹豫许久终于放弃一份步步为营的鸡肋工作,突然感到清风拂面海阔天空。
  
  我知道,倘若存活于世,身外物仍至为重要。我可以不吃芒果味的冰淇淋,但不得不考虑果腹。我的肉身一样跳脱不出俗世的需求。维持生活和旅行,一切都需要代价。只是在那一刻,我强行压抑住需求的暗示,选择了乐观。
  
  可以解决掉人生所有的难题,这是多么不得已的自信。迎面而上,有时不是勇气,是没了退路。
  
  走了几百米,忽然发现我的大巴车正停在路边,我迟疑了一下猛地朝它狂奔而去。原来它并没有在口岸停车场等,它在这里。那么,那么我在找了一遍又一遍后杜撰出来的可怜景象以及应对措施,都是杞人忧天?我大笑起来,原来它一直都在,我不用睡路边不用担心没钱。之前凄惨的想象就像一个玩笑,我又回到了冷气十足的大巴车上。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忍不住。激动什么呢,这就是事态原本的样子啊。可我真的忍不住,就像两手空空的人意外得到垂怜,一切本不属于我,都是恩赐。
  
  我在座位上坐定,服务员开始发饮料,我要了热咖啡。回想起刚才发生的经历,只是几百米的路程,却如同经过一段真实的一无所有的流浪,从惶恐焦虑到坦然无惧。没有为恐惧和失去掉一滴眼泪,却为失而复得而无法抑制。
  
  我把这本旧旧的记事本捧在胸前,因为带在旅途中太久,它的边角磨损翻起。我在上面记一些临时的资讯,也包括当地人帮我写下的本国语言地名和简短的问候语。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从最后一页写信,写给顾。我在马苏雷丢弃了他的邮箱地址,那是他唯一的联络方式,可我仍然在记事本上写信给他。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再见,在这路上。或者,它们是写给顾,也是写给我自己的信,在孤寂的旅途中,与自己的对话。
  
  “顾,你还好吗?我蹲坐在库塔伊西一家国际巴士售票处的门口写信给你。天气热极了,就像身处一口热锅之中,头顶烈日炽烤,地下火焰窜动,靠近地表的热气被折射成波浪状的光线。我临时决定当日离开这里前往土耳其。
  
  热浪里人声鼎沸,人们拖着巨大的行李在路边徘徊,小贩穿梭其中兜售食物,阳光下一个孩子的雪糕瞬间就融化了,粘稠的液体流经手指大滴大滴掉在地上,我坐在路边的一级台阶上,双脚必须不断地避让拥挤的行人,有时候让他们从我的腿上横跨过去。
  
  你留下的照片我仍带在身上,刚刚从记事本里掉出一张,拍的是繁盛烂漫的粉白色樱花。樱花花期短暂,一边盛放一边凋谢。春风急,只见一地惆怅。捏着照片的一角,我能听见起风了,花瓣如雪簌簌飘落,清薄淡雅在阳光下翻飞闪烁。香味糅合在早春的温度里,不易察觉。樱花未有倾国倾城之貌,如梦似烟,是与世间喧嚣无关的花朵。
  
  可是一抬头,还是身在这热闹的人间,陌生的城市街角,阳光中飘浮着肉眼可见的尘埃。
  
  我害怕这番茫茫人海的景象,它总是让我产生寂寞与寻觅交织的错乱和绝望。身外万物迅速流淌慌乱穿行,我却仿佛蜡像般凝固停滞踌躇不前,无措感宛若兵荒马乱中丢了亲人失去方向。
  
  有几次,我在人群中看到一个人很像你,转眼就不见了。那也许是幻觉。想起三毛的《滚滚红尘》,章能才在逃亡的船舱里跳跃寻找人海茫茫中的韶华,心底便有一种乱世中的无望。
  
  樱花落成了一场雨。
  
  世界这么大,我开始担心,再次遇见的可能性。
  
  我想重返马苏雷看看你留的字条是否还在窗子上贴着。
  
  车来了,大家一阵急促的骚动,我要走了,穿过马路去对面乘车。也许凌晨即可到达土耳其的特拉布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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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时听到有人骑着自行车从中国来到非洲,我内心深处是惊讶,骑车去西藏听说过,但是骑车到非洲,还是有些不相信,这似乎太扯了,一路的签证不说,安全问题,以及非洲这地方道路崎岖,还要穿越沙漠地带,谁能保证一路上不生病,那这个人是怎么挺过来的。我带着深深的好奇前去看看这位单车走非洲的年轻小伙子——杜风彦。第一次看到他,与我从网上翻查出来的历史照片似乎有些不像,皮肤黝黑,小平头,眼睛里布满血丝,似乎没有典型的山东汉子的外在特征。不过经过交谈之后,踏实,坚毅,信心满满,洒脱的感觉慢慢的体现出来。我与很多好奇之人一样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怎么过来的,真的一路骑车?小杜腼腆的笑了笑,有些地方实在是过不去的,也有坐飞机,坐渡轮,车子坏的时候也有搭车的情况。
     他说:“从 2011 年从广西南宁出发,从河内到胡志明市,胡志明至柬埔寨金边,再暹粒后取道泰国,但是当时泰国境内当时洪水泛滥,达到曼谷后,无法前往泰国北部,只能在泰国南部部分城市骑行,原定计划前往马来西亚,但是由于签证和时间问题,无法前往。在泰国办了印度的半年签证,从泰国飞往印度,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开始骑行,环绕印度海岸线骑行将近 6 个月的时间,期间一边兼职一边骑行。在修女特丽莎那边做过义工,在印度乡下小学做过志愿者,经常被邀请去学校演讲。在印度普里的时候,帮助当地的冲浪组织摄影,他们帮忙提供食宿。因为行程中一个人行走总是感觉孤单寂寞,因为到了印度之后已经是完全的异国情调,文化的差异,于是在印度调整了一个月的时间沉淀了一下,慢慢开始就没有这样的孤独寂寞感了。之后一路往南,到最南端之后从西部一路往上,抵达孟买,到孟买之后由于巴基斯坦签证问题,巴签证需要在国内办理,所以需要把护照邮寄到国内,还需要入境章才能办理,由于麻烦繁琐失败率高,所以最后只能从印度飞往伊朗,由于伊朗是落地签,从设拉子之后一直骑到德黑兰,然后绕里海到大不里士乌尔米耶。在伊朗德黑兰办了亚美尼亚的签证,翻完亚美尼亚的山脉后,进入格鲁吉亚,然后从格鲁吉亚边境去土耳其,从黑海沿岸城市萨姆松去了安卡拉再去伊斯坦布尔,到伊斯坦布尔之后打算去叙利亚但是由于打仗,边境关闭,朋友以身试法都说无法通过,所以只能从伊斯坦布尔飞到约旦,约旦很小,所以绕着约旦转了一圈,最后从约旦南部亚喀巴坐船到埃及的西奈半岛,穿越沙漠后到开罗,从开罗沿着尼罗河往下卢克索,阿斯旺,然后从阿斯旺坐船到了北苏丹,因为埃及和苏丹陆路边境虽然有但是没有开,只能坐船到边境。在北苏丹骑行近 1000 多公里的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到达喀土穆,取道东南到达埃塞俄比亚,埃塞的山地比较多,到了亚的斯亚贝巴之后往东走去了吉布提,这里是地球上最热的地方,一路上近 100 多公里才有一个很小的村镇,吉布提后前往索马里兰,也就是索马里北部,之后再返回埃塞俄比亚,到达亚的斯亚贝巴,从亚的斯亚贝巴一路往下从边境摩亚雷进入肯尼亚。”
       这一切从他嘴里说出的时候是那么的轻松,他说这都已经是过去时了。现在他要继续前行,接下来准备再回肯尼亚山转一圈,然后去蒙巴萨再回来。然后从内罗毕去乌干达,乌干达之后去卢旺达,再去布隆迪接着去坦桑,赞比亚,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再去南非……。

 

初见-85月10日

初见-8

Rida’s house是日韩背包客在埃里温的据点,费用约两块五美金,就在火车站附近,交通便利,火车站大厅内提供免费的无线网络。在德黑兰旅馆里住了多日的韩国男孩木山推荐我来,没想到一进Rida家,正撞见他在里面。他也到了亚美尼亚。晚上发现在德黑兰见过的日本男孩石川也过来了,大家都挤在Rida家。

一起做晚饭,那情形好像又回到德黑兰,几个人聚在旅馆天台上的小厨房煮泡面,偶尔也吃海鲜。那时候,我总在排队等候的间隙,看阳光下华丽庄严的清真寺圆顶,大片灰色的鸽群划过天空。木山常模仿老虎叫声吓唬追赶厨房里偷食的小猫。石川永远塞着耳机,跳着舞步做饭。换了个国家,换了个厨房,还是同样的几个人。人生何处不相逢。

床位有限,我便睡在院子里的葡萄树下,空气清新,清晨要从床上捡拾落叶。半夜有些凉,冻醒后索性起身把背包里所有的衣服和围巾全部倒出来,往身上一通缠裹,继续倒下蒙头大睡。脚尖触到一团软软的东西,拧开手电照看,一只灰白色的小猫蜷缩在床上。索性把它抱入怀中,互相取暖。

我把这个情景拍下照片,在日后的旅途中,遇到客满的旅馆,总是央求他们照此帮我在院子里搭个小床。有一次在土耳其,旅馆老板看了照片后哈哈大笑,他说真拿你这姑娘没办法,好吧你愿意睡在院子里还是天台上,天台上有一间储藏室,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爬上天台一看,天啊,正对着蔚蓝清澈的爱琴海,无敌了。

木山很快又成为亚美尼亚万事通,就像在德黑兰一样,他热情洋溢地传授新的经验。从地下通道里售卖的廉价面包到市中心的脱衣舞秀场,无所不知。

我喜欢木山强大的信息收集能力和乐于共享的精神。在不同国家的小旅馆里,经常能发现日本人韩国人留下的笔记本,记录着旅行路线、推荐、骗局、手绘地图甚至个人游记。毫不吝啬地分享着旅行指南和路途欢乐。但中文的留言薄很少,包括我自己也极少留下只言片语。国人自助行起步较晚,分享的习惯尚未建立,又迎来网络信息便捷迅猛的时代。我常借阅日本人的留言,因为文字相近,大致可以看懂。有时被日本人误以为是同胞。

可是在Rida家,我看到了一本字迹娟秀信息详尽的中文功略,满满的,像一本书。来自一个叫野蛮青春的姑娘。记录了无比详细的高加索和中东旅行信息,并画下简洁的地图。在其中一页的指南中看到一句话“喝了酒,有点醉,却还是无法入睡,又爬起来写书了。”虽未曾见过她,脑中却突然浮想出她的样子,年轻的、调皮的、率真性情的模样。这个长时间在路上独自坚定行走的姑娘,朴实低调地耗费大量精力为中国游客收集保留下了珍贵的信息,我从心里尊重她。

从Rida家出来,火车站旁边有一个市场,每天清晨,都能见到体形丰腴的亚美尼亚大妈系着围裙出售手工的乳酪。水果摊上色彩丰富,桑椹、蓝莓、樱桃、西瓜、杏子、石榴、葡萄,新鲜诱人,堆放整齐,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巨大的调色盘。有时买一个西瓜,放在Rida家冰凉的地下水中,晚上与人分享甘甜的冰镇西瓜。

这个市场的白天远没有凌晨四点钟时热闹。那时候批发蔬菜水果的车辆热闹地从火车站广场上涌来,玉米堆成小山,整筐的水果正在装卸,车灯凌乱地移动,交易的谈判声此起彼伏,流浪狗在市场穿梭,几个司机在角落里抽烟。而我,第一天抵达埃里温是凌晨两点,告别搭载我的伊朗司机大叔后,在漆黑的火车站广场上,靠着背包等待天亮。RIDA家是私人住宅,那时大门紧闭,所有人已经入睡。我不知道上哪里找另一家廉价旅馆,一想到再过几小时天就会亮,便决定先在外面混一夜。

那一夜是如此的漫长。无处可去,无法入睡。有时候钻进市场里走走,我依然包着头巾,在亚美尼亚一下便被认出是外国人,几个男人陆续搭讪,我低头不语快速离开。有时去主干道上看看打烊的店铺招牌,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一会儿,昼伏夜出的吸毒者神色恍惚从身边飘过。最终还是留在火车站门口,忍着经期的不适,坐在一张废报纸上等夜色散去。

回想起来并不觉得苦。当人有所等待时,便意味着还有所希望。希望仿佛是肉身不可或缺的营养药剂,失去它便迅速枯萎消亡。人不能轻言绝望,这等同于放弃生命的成长。捱过漫漫长夜,捱过人生的孤寂,黎明破晓,绝处逢生。

我的前半生,并没有经历过真正贫穷的日子。或者可以这样说,贫穷一方面是一种客观状态,一方面是一种心态。童年时期物质相对匮乏,可我心里从不苦闷,每天都能吃饱饭,衣服没有补丁。我对生活没有更高的追求,对物质没有过多迷恋。从心态上讲,我简直活在一种自满之中,所以总是显得目光短浅,不够努力上进,乏善可陈。旅途中的辛苦着实也不值一提,能够出来走走看看,已经比许多人幸福百倍,回顾起来,脸上全是笑意。

亚美尼亚很小,我始终认为最美的风景就在那天的货车外,即使错过其它,也不遗憾。除了用一天去了格加尔德修道院外,其它大部分时间只是在埃里温的街头,走走停停。

埃里温的小巴车实在令人难忘。许多车身有标注中国或日本支援的字样,内部空间狭小低矮,但似乎总是满员超载,如果不幸没有座位,就只能低着头弯着腰站立,车顶的高度根本无法满足成年人直立的身高。大家都以龙虾弯曲的姿势挤在一起,重心不稳,转弯或急刹时经常向同一个方向重叠。如果运气好站在天窗的位置,用力把天窗推开,半个脑袋伸出车顶,才能稍稍缓解扭曲的的身体。

大部分男士会为女性让座,可通常太拥挤难以具备让座条件。有座位的人会主动帮身边站着的人拿东西和抱孩子,因为站着实在不方便用手拿任何东西。这情形看上去非常有趣,大妈膝上放着三五只皮包,或者逗着怀中的婴孩,但这些都不是自己的。每当我奋力挤上车后,就有人伸手示意帮我拿背包,便愉快地递过去。中国人所警惕的公交车小偷,在亚美尼亚恐怕闻所未闻吧。陌生人彼此关照与信任,有几次因为太拥挤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小背包在谁的手里。

亚美尼亚女性普遍身材丰腴,夏季穿着简单性感,在小巴上弯腰站着,眼睛经常正对着座位上姑娘的酥胸,一路春光。当地人却似乎早已习惯。而不远处的伊朗,那里的姑娘与此判若天渊。

每天乘小巴在城市穿行,很快忽略舒适度。这是我与陌生城市亲密接触的方式。

埃里温坐落于拉兹丹河畔,我喜欢市中心广场午后慵懒的阳光,粉红色的瑰丽石头建筑气势恢宏,露天咖啡馆里年轻美丽的女子慢条斯里地搅拌着咖啡,野猫优雅地蹲坐于街角,位于土耳其境内的亚拉腊山白雪皑皑,清晰可见。城市小巧精致,生活散漫,阳光充沛,唯有经济看不出蓬勃的迹象。据说移居海外的亚美尼亚人口多于本国人口,除了早期的移民和流亡人数,每年仍有大批的居民向外寻找工作机会和更好的生活。

一日,有幸在街头受到一位英文老师的邀请,去她家中品尝手工咖啡。老式建筑,面积不大,阳台上可远眺亚拉腊雪山。欧式水晶吊灯,实木地板,满墙的书籍,书架上摆放几只残缺的玻璃大象和远在德国的女儿照片,茶几铺着洁净的白色刺绣桌布,沙发前一小块红色手工地毯,编织出复杂的圣经故事图案。她独自居住,生活简洁,却觉察不出落寞。

我庆幸可以走进当地家庭,这种真实的生活感受远比新闻报道更为血肉丰满。

亚美尼亚历史悠久,几经兴衰,曾经疆土广阔,国力强盛,却饱受战役、屠杀、流亡、领土分割、高压统治、宗教排斥与复苏挫折的苦难,先后被罗马、安息、阿拉伯、蒙古、土耳其、波斯和格鲁吉亚人统治,后归属俄国,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方才独立。至今仍与邻国阿塞拜疆存在领土争议,与土耳其存在关于种族大屠杀的历史认知问题。

经历苦难却又被世界遗忘的亚美尼亚人,精明能干,气节不屈,信仰坚定,这让我想起二战后犹太人。

她有不错的职业,在首都市中心拥有住房,女儿在欧洲工作,或许算得上无忧的中产阶级。语速轻快,穿着得体,笑容优雅,可以对着地图大方地谈论亚美尼亚历史。她甚至是有些骄傲的,仿佛展示着历经沧桑侵略史后仍顽强生存并不改信仰的亚美尼亚后裔精神。指尖划过地图上那些如今不属于祖国的疆域,她说,亚美尼亚曾是西亚强国。又说,诺亚方舟就在亚拉腊雪山中。

她一边做咖啡,一边聊着天,突然无奈地笑笑,对我说,不要谈论那些乏味的事情,不如你也来试试亲手磨咖啡。
我学着她的样子,手握一支小小的柱状铜器旋转研磨咖啡豆,看似容易,事实上需要较强的臂力。等待咖啡的时间里,她先端上亚美尼亚独特的酸奶,清洌的原野味道,并不稠腻挂杯。然后是Lavash (薄饼)、奶酪、酸辣椒和蕃茄,卷在一起吃。

咖啡煮好,不滤渣,也不搭配奶和糖。口味略苦,但香气浓厚,闻之陶醉。这一小杯浮着泡沫的深色液体,几乎是每个亚美尼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从邮局里挑选了一张印刷亚美尼亚废弃的古都安妮的明信片,坐在市中心粉红色建筑的廊柱下,写下:“高远的天空下,这坍塌的残垣断壁所散发出的宁静久远,最能诠释亚美尼亚自豪的历史和悲情的今天。”

初见-75月09日

初见-7

步行穿过伊朗口岸,抵达亚美尼亚境内。漂亮的女工作人员穿着修身短袖衬衣和短裙,肤色白晳,长得像俄罗斯姑娘。她们示意我可以摘掉头巾了,已经离开伊朗。

哦,这会儿我应该欢乐地摘掉这宗教强加给女性的“枷锁”了,可我没有动。我习惯了。习惯真是一个可怕的词,是由心而发的一种放弃、顺从、妥协和麻木。而且,我喜欢包在头巾内,它令我有安全感。

出了亚美尼亚口岸,没有当天去首都埃里温的班车,我背起大包径直走上了公路。国境线上炎热荒芜,山体露出黄褐色的地表,几乎没有植被。地面被烤得发烫,人字拖仿佛会融化掉。走了很长一段,伸手拦过好几辆车,几乎都不停下。一个奔弛车主要一百美金,我付不起,他便带着嘲笑猛踩油门绝尘而去。阳光下发白的路面,晃得人睁不开眼。

我想起子轶,不久前曾骑单车走过这段路,他是如何在烈日下完成这绵延无尽荒芜寂寞的骑行呢?如果有一天相见,我一定要问他。

为了不错过身后驶来的汽车,我倒着走路。我一定得走着,行进着才不会绝望。

一辆重型货车意外地停了下来,因为太高,我跳了几下都看不到司机,只好冲驾驶室大声喊道“埃里温方向?”管他去哪里呢,我一定得坐上这个车,必须离开这荒凉的国境线。

司机探了一下头,坚定地回答“埃里温!”

欣喜若狂,比我预期的情况好得多,至少天黑之前,有车肯载我了,而且正是我要去的目的地。我艰难地攀登上车,坐定后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如同流浪多时终于到家。

司机冲我笑笑,继续前行。他五十岁左右,身形强壮,戴一副茶色眼镜,头发灰白,神情温和。我知道他是好人,直觉知道。人与人之间一定存在着强大的气场感应,即使短暂的碰撞,亦能迅速做出判断。他的笑,不藏欲望、预谋、索取。我侧过身伸出手,与他相握,我说,谢谢你为我停下。

他不懂英文,用温暖的手再次握紧我作为回应。

我不想盲目冒险,也不相信人可以一直靠运气行走天下。这世界仍然卧虎藏龙,单身女子都应该明白风险。在我并不多的搭车经历中,也曾遇到过产生邪念的司机。但是这风险,永远是相互的,一个蓄意等待搭车的乘客和一辆偶然途径的车,哪一个更容易事先策划?在搭车的人群中,也许并不常见恶意策划财色抢夺,但是无数的人策划着自己的身份,需要得到无偿帮助的角色。包括我。

有一次在西藏林芝搭上一个货车,司机一口河南话,他说哎哟妈呀我看见你们这种没钱坐车大冷天里站在路边搭车的人我就心疼,就得给你们停车。我听完羞愧极了,半天都不敢接话。我的确希望更为省钱的旅行,可我并非他口中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那一刻,我甚至觉得利用了他的善良。车行至中午,我说,老乡咱们一起吃中饭吧。点了石锅鸡,热乎乎的。我提前去悄悄把钱付了。吃完后司机一直抱怨,咋能这样,咋能让你一个女娃儿付钱。

事实上,大多数情况,我并不会为搭车支付费用,可是我认为没人具有义务无偿搭载我,我希望可以对他们有所回馈。这种回馈,不一定是物质上的,一个善意的愿意捎上你的司机,可能并不需要物质的交换。陪伴夜车司机说说话吧,帮他点一支香烟,看看背包里有什么纪念品相赠,一起吃个饭吧。在狭小的车厢里,彼此信任,分担与分享。

在亚美尼亚境内行驶一段后,植被越来越丰富,满眼郁郁葱葱。山脚下盛开大片明黄色的野雏菊和明媚浪漫的紫色薰衣草,半山腰是绿意盎然的低矮灌木,山顶上积雪还未化完,泉水从山崖缝隙中直泻而下。路边有几处简陋的饮水点,直接引流山泉,我们停车装满水壶,冰凉甘甜。

几乎一直在山路上盘旋,上山下山,翻过一座又一座。有时他指着路边一块小墓碑,说一个伊朗司机从那里翻车死亡。他说波斯语,加上简单的手势,我能懂。有时他放慢车速指着山峰让我观察,原来那个角度的山顶像某种动物的形状,看出来后,我便模仿动物的叫声让他确认,他欣慰地连连点头。他还会为偶尔穿过公路的小型动物刹车,我看到一只类似松鼠的小动物,在公路中间竖起蓬松的大尾巴,冲他看了两秒后跳进草丛。他为这只动物的平安而高兴,满眼笑意。
我想,这是他行驶过无数遍的道路吧,往返于伊朗和亚美尼亚两地的货车司机,他了解这路上每一个急转弯,每一处特殊的景致。我多么希望他会因为搭载我而比独自驾车开心一点点,希望没有给他添麻烦,我不知能为他做些什么。

他从身上掏出钱包,给我看里面的照片,他的太太和女儿。我再次验证自己的判断,一个随身携带全家福照片并乐于与人分享家庭喜悦的男人,内心美好,性情和善。

很奇怪,他完全听不懂英文,我们却互相明白,没有障碍,常常在车厢里因为心领神会而哈哈大笑。在略为平缓的道路上,我端茶给他喝,他嫌不够甜,低头拧开糖盒盖,又往茶里放几粒方糖。我便一只手帮他扶着方向盘,车继续开着。我知道正在危险驾驶,却一点也不恐慌,虽然这种信任与交付缺乏理性。有时我难以解释自己的行为。

路过小城镇,他停车进商店,给我买桔子味的冰冻汽水,就那样朴实沉默地递过来。我双手握着冰凉的玻璃瓶子,在高温的货车车厢里,珍惜得舍不得喝。过了一会儿递过去,执意让他先喝一口。

这些年走在路上,发现语言真的不那么重要。如果要放弃自身已有的一种本能或技能,我愿意放弃语言。即使人类与动物之间,亦可黙契相伴,并不依赖某种语言。不懂你的人,哪怕终日表达也词不达意。我相信沉默本身具有独特而强大的力量,因此厌倦生活中夸夸其谈的男人。

下午六点,想请他在小镇上停车一起吃晚餐。我比划着做出吃饭的动作。他微笑示意明白,却把车停在郊外一片树林旁。我们跳下车,我再次向他比划吃饭,他径直走向货车的中部,拉开货厢下方一米多宽的盖门,我惊讶地叫起来,哇,那里面就是一个设施齐全的小厨房!

他在瓦斯炉上热饭,米饭里混合着咸菜、大豆和碎牛肉,事先已经准备好的料理。也许是出发前,太太给他做的爱心便当。

分给我满满一大盘,他自己不够吃便又吃了几张干硬的薄饼,对我带来的涪陵榨菜似乎很是喜爱,可惜只剩下最后一包。长途旅行至为遗憾的是,不能携带更多的行李,也不敢在路上随意购买喜欢的东西,背包的容量和自身的承受力几乎处于临界点。那薄饼看不去并不好吃,我吃着盘子里的米饭,愧疚极了。原以为可以请他吃晚餐,结果却是分走了他的便当。哦,亲爱的伊朗大叔。

吃完饭,他已经把茶煮好。风中带着田野新鲜的泥草味道,不远处几匹棕色油亮的马驹正在饮水,我们坐在折叠椅上,喝上几杯波斯红茶。

我的旅途,并无与众不同惊心动魄,像无数走在路上的人一样,我们所见是同一个世界。每次回国,当朋友们问道“路上有什么奇遇”时,我就半天说不出话,在脑中反复搜索,奇遇,奇遇……我不过是换了几个地方生活罢了,每天无非晃荡在大街上、菜市场、巴扎、旅馆、餐厅、当地人家中、车站,或其它喜欢待着的地方,比如清真寺和沙漠。说不上奇特之处,在当地人眼中,这就是他们每天所见所闻所处之地。我自身,也实在没有特殊的表现,难以开展轰轰烈烈的恋爱,预见和应对风险显得过于从容,似乎一切都是生活的原貌。

我一再上路,在不同的地方逗留,看看山水和百姓,像他们一样生活,然后告别。我常常抑制不住感动和思念,虽然只是人生长河中的匆匆一瞥,却如获珍宝,不敢忘却。

十小时的路程,只要他在开车,我便不合眼,陪伴着他。我理解长途驾驶的疲倦,有几次我一个人连续驾车十二小时回老家,高速公路景致单一,带着几罐红牛提神,晚上眼皮实在睁不开,不得不靠边睡上十分钟。我陪着他,有时仅仅是伸出手去与他相握一下,在黑暗中确认他的状态。我问,OK?他答,OK!

这种陪伴的默契持续到凌晨两点,灯光渐渐明亮,我知道已进入城市,路牌上出现“埃里温”。

告别在即,心中不舍,十小时,却仿佛共度了好几日。这不仅是一段车程,它像是人生路上一段温暖的陪护。在凌晨的首都街头,我背着大包过去拥抱他,我们甚至不知彼此姓名。让我抱抱你,让我抱抱你,亲爱的伊朗大叔,愿你一生平安幸福。我那么用力地抱紧他,清楚可能一生都不会再相见,因为感激和不舍,眼眶湿润。

位于亚洲与欧洲交界处的外高加索南部小国亚美尼亚,最美的景致我已经路过,看见并记住。在我心里,最美不过是伊朗边境至埃里温的路途。在夕阳下穿行高原无边的花海,雪山下的小镇恬静如画,草场丰沃,羊群雪白,马蹄得得,侯鸟高飞,夜色下的湖泊如明镜一般。清澈的大风灌入货车车厢,悠长委婉的伊朗歌曲飘向天边。这条路,美得就像,像是归乡的路。

初见-65月08日

初见-6

抵达大不里士时天已全黑,背着大包去找国际巴士售票处。寻了几遍未果,向路边停着的一辆轿车司机问路。他爽快地说,上车吧,我带你去。

他依稀记得大致方位,但车在一条街上来回开了几圈也找不到准确位置,他好几次亲自下车问路,才终于找到巴士公司。

小小的售票办公室里坐满了等待出发的旅客,我向工作人员询问去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的车票,被告知明天的票已经售空。“那么后天呢?之后几天呢?”我焦急地问。柜台后面削瘦的中年男人有些不耐烦,他翻了一下记事本,坚定地说:“一周内都没有票。”

我沮丧地走出售票办公室,看到刚才的轿车还没走,司机从窗子里探出头来,“现在你打算去哪里?”

“找一家旅馆住下来。”我说。

“上车吧。”

他在车上告诉我,居住在伊朗的亚美尼亚人数量众多,斋月里返回祖国的人比平日里更多,因此车票非常紧张。他知道我大概很难买到票,所以没有离开,停在路边外面等我。

他一直把我送到旅馆门口,我们握手再见。伊朗人的好,相信每一个来过伊朗的人都能说上二三事。他们大部分本性善良、热情、慷慨、诚信,只需与他们单纯交往不必特别花费心思,因为几乎没有复杂的伎俩和邪恶的动机等着你去费神破解。

记得在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旅馆里有一位老人,每天下午都在花园中弹琴,天气炎热,通常只有我一个听众。琴声悠扬,如诉如泣。曲罢他总要请我喝一壶红茶,玻璃杯里飘浮着几根藏红花,跟我聊起他年轻时的故事。只因对一支曲子的安静聆听,便被视若知音相待。晚上在旅馆用完自助餐,结帐时服务生告知我不必为此付款,毫无疑问,我知道是谁的主意。

我对伊朗人始终有一种亲人似的感情,可是亲人也有严厉的时候,大不里士便给了我教训。

我在大不里士的一家小旅馆登记住下,一进门就感到这里的氛围怪怪的,具体又说不出来哪里有问题。每个人都很严肃,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客人,似乎都不爱说话,冲他们微笑打个招呼都显得不合时宜。旅馆小餐厅里总有几个男人围在一起聚精会神地看电视,只要我一走进去,他们便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盯着我看上很久,从头到脚仔仔细细打量一番。我渐渐发现,除了我,旅馆里没有其它女人。在这种目光直视下,我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慌忙整理一下头巾,把卷起的袖口拉下抚平,生怕自己有“不雅”之处。

旅馆的街对面有一个水烟馆,长条型的桌子围满了中老年伊朗男人,桌面上密密地摆放着两尺来高精美各异的水烟,小巧的玻璃杯里是清亮芳香的波斯红茶,室内烟雾缭绕,视线不清,好像一个热气腾腾的公共浴池。我在周围找了一圈都没有发现营业的餐厅,饥肠辘辘,路过烟馆,想到浴池这个比喻忍不住笑了。烟馆里有几个男人看见门口傻笑的姑娘,挥了挥手示意我进去喝一杯茶,有一个人甚至朝我挥舞起一张大饼。我正饿得厉害,刚想迈进这个“公共浴池”,突然又觉得不妥,那里面显然是男人的世界。我身在相对保守的伊朗,这个时间几乎没有女性在街上行走,跻身于众男人之中接受注视不是个好主意,于是只能饿着肚子回旅馆睡觉。

大不里士给我的感受,不仅是买不到车票和找不到餐厅的沮丧,接下来还要面临了一场监控和道德指责。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做到了女性身份的节制。

在公共浴室排队洗完澡已经快夜里十二点钟,头发还滴着水,看样子院子里已经没有客人进出,于是我没有包头巾并且穿着齐膝的睡裙在房间门口的水池前洗衣服。侥幸认为洗衣服用不了多久,而且旅馆内有相对的私隐,院子里光线不好,这样的形象应该不会有问题。可是没过一会儿,旅馆老板急匆匆地跑过来,指着我的头发和裙子,叫道,“哦!你怎么可以这样!这里是伊朗,请你明白!请你自重!”他的样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马上道歉,请求他小声一点,他再这样大叫的话,恐怕会吵醒更多的男人前来指责我。我放下正洗着的衣服,跑回房间,在裙子里加了一条长裤,套了一件长袖外套。

出来继续洗衣服,可是不到一分钟,旅馆老板再次冲进院子里,他真的生气了,呜啦呜啦地用波斯语发泄着。我连忙低声解释,刚洗的头发还没干,过一会儿我一定包上头巾。他不由分说,喝斥道,“不,现在,马上!包上你的头巾或者回到你的房间不要再出来!”

我乖乖回房间在湿漉漉的头发上披了条头巾,我尊重他们的宗教文化习俗,尽管在心里认为它略显保守和教条,但从不觉得自己具备力量去挑战和争辩。我从另一个国家来到这里,不就是为了看看多元的世界么?一种状态,如果能长时间存在,自有其合理性,至少一度处于平衡点上,最终无论是延续、改变或颠覆,亦具有事态合理发展的规则。因此我不能妄论这种衣着的形式化,我再次向他道歉。

他指了指走道和公共洗手台顶部的摄像头,余怒未消,他说“我会一直监视你的行为。另外,随时会有警察来查看旅馆的视频录相,我们必须遵守法律,请你理解。”

提到法律,我不由联想到2006年,在大不里士,伊朗妇女阿什蒂亚尼因被指控通奸而获判鞭刑和石刑,又因英国媒体《泰晤士报》误登了一张她未戴头巾的照片而再次遭到99次鞭笞的新惩罚。石刑是指将人下半身埋进土里,施刑者向受刑者反复扔石块至死,石块经过专门挑选,以保证受刑者痛苦死去。此事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巴西总统甚至曾出面求情并表示愿意提供庇护避难。虽然阿什蒂亚尼已于2010年底被释放,如今伊朗有些城市风纪管理也不再像想象中那样严明,但我一点儿也不想以身试法,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刚洗完头,我并不介意时刻包紧头巾。

我对旅馆老板连连点头称是,保证遵守法律要求。匆匆洗完衣服,回到房间,在床架上绑上绳子,把衣服晾在室内。摘下已经被头发弄湿的头巾,也晾在绳子上。这头巾价格低廉,脱色严重,不由得苦笑起来。

经历了饥饿和指责,我疲惫至极,又发现自己来例假了,把身体蜷成一团,默默捱过阵痛。明天一早必须离开这里,睡着以前我想,不管用什么方式,离开这里,去亚美尼亚。

初见-55月08日

初见-5

在德黑兰拿到亚美尼亚的签证后,坐当天的夜车到乌鲁米耶。清晨六点,当地一个家庭来车站接我。爸爸妈妈两个女儿,很温馨,总是微笑,几乎从不大声说话。他们说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只有大女儿麦丽亚会少许英文,少到难以交流。

我们在设拉子的旅馆认识,两个小姑娘在庭院里羞怯地请求与我合影。麦丽亚说她家住在乌鲁米耶,并在我的记事本上写下波斯语地址,请我去他们家中做客。在那个镶着彩色玻璃神秘得如同一千零一夜故事场景的院子里,她们就像从神话里跳出来的小仙女,牵着我的手,快乐得好像在云端转圈舞蹈。

我答应她们一定会去。慎重的承诺。

这是一个传统殷实的伊朗家庭,宽敞的独栋两层楼的房子,每个房间都铺着昂贵的手工羊毛地毯,客厅放着时尚的平板电视,厨房里现代设施一应俱全,有自己的轿车。

母亲法特梅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严格遵守斋月规定,白天绝对不进食,甚至不饮水。每天五次朝向麦加的方向,铺开一块方巾,跪拜祈祷。但她给孩子们和我做饭,蕃茄土豆鸡肉和米饭,这是我在伊朗第一次吃到米饭,十分美味,饭量猛增。

家里女人们的着装都非常谨慎,即使夏季也需要在外面多穿一件厚厚的夹层风衣,长度盖臀。去楼顶晾衣服,也必须穿戴整齐,包好头巾。我晾好的衣服,又被她们悄悄移至角落隐蔽之处。哦,女人的物件,在家里也不可以光明正大地晾晒。

我在这个伊朗家庭中被视为重要的客人,经历了一轮又一轮亲戚们的好奇参观。大家坐满客厅的沙发,挤在一起合影。他们热闹地跟我牵着手说波斯语,完全不管我是否能听懂,好像这并不重要,是的,并不重要。

给我看家庭相册,很多张全家福。“我们每年至少要拍一次全家福。”麦丽亚说。相册里还有保存完好的古老的黑白照片,麦丽亚一一向我介绍照片上的身份。外公、外婆、舅舅、表姐妹们,好像母亲家族的照片更多一些。她父亲沉默寡言,自身也不爱拍照,只是出现在全家福中。麦丽亚的妹妹只有五岁左右,不会讲英文,但总是围绕在我们身边,看见照片中婴儿时期的自己,就害羞地傻笑,露出一口残缺不齐的小牙齿。我逗她取乐,她便一头扎进我的怀里,嗤嗤大笑不止。每当这时,她妈妈总要把她拽走,训斥几句,再向我抱歉。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客人的礼节。

看完照片,麦丽亚的爸爸忽然开口对我说:“那么让我们看看你的家庭照片吧。”他讲话的样子很平和,但能感受到一家之主的威严,孩子们都不敢与他过分取闹。

“我……我没有带照片出来,都在家里放着。”我老实回答。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答案。独自旅行在他们看来已经很难理解,我身上再没有一张家庭照片,难免令人觉得薄情和孤寡。中国人也许没有习惯随身携带家庭合影旅行,但我多次看到外国人在谈到他们的家庭时,随时可以拿出照片来。曾在我家借住的法国夫妻,把亲人的照片和婚礼的照片打印制做成一本小册子,几乎每天都装在口袋里,与人分享时幸福喜悦。最常见的方式是把照片夹在钱包里,还曾遇到一个日本男人,把妻儿的相片夹在项链中贴身携带。他们都不吝啬让人分享他们的家庭画面。

就在麦丽亚的爸爸表示疑惑和遗憾时,我突然想起背包里有一面小镜子,镜子背面是姐姐的婚纱照。于是我倒出背包里的杂物,找出镜子,递给他看。“这是我姐姐结婚时拍的。”我说。

他们全家围在一起看那个小镜子,发出惊呼:“哦,姐姐比较美丽呢!”

我这才意识到,一张亲人的照片终于证明了自己是个来路正常的有家庭温暖的好姑娘。

麦丽亚不允许我离开他的视线单独活动,她和表姐要去暑期兴趣班上课,一定也要将我带去学校。

我在教室外等得实在无聊,便去外面校园里逛逛,几分钟光景,麦丽亚就追了出来,担心得脸色发白。她不了解我已经独自走了许多国家,离开她一会儿并不会有什么危险。我解释她也听不进去,就一直死死拽住我的手,将我拖进了教室里。老师指了一个空椅子,我就莫名其妙地坐下来。

这教室就像我的恶梦,一群初中女学生,正在用波斯语学习生物,我一句也听不懂。我看课程表里曾有过一节急救常识课,如何做人工呼吸,如何在地震火灾现场自救等,很感兴趣,还有美术课或者英语课也不错,偏偏这一节课是生物。

我傻傻地坐在教室里,窗外的阳光正好打在脸上,非常刺眼,真想埋在课桌上睡一觉。可我不能睡,因为我的存在,班上的女学生都无心听课,大家不停地扭头看我,窃窃私语。麦丽亚俨然把我当成了她的私人财产,我这个东亚面孔的女人,令她的社交圈子与众不同。她还是个小女孩,本性热情开朗,所能接触的外国人也不多,对我格外重视。我觉得困扰,一点儿也不想上这堂乏味又完全听不懂的生物课。我想去乌鲁米耶博物馆,昨天去的时候闭馆,馆长专程送我一堆资料,并约定今天等我。博物馆就在学校附近,我可以自己走过去。天啊,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上课?

跟麦丽亚是没法讲明白了。又不能突然起立冲出教室,她一定会追上来。我对台上年轻的女老师抱歉极了,尽管她绘声绘色,仍无法把孩子们的注意力从我身上转移。

好不容易捱到下课,麦丽亚心满意足,算是正式让老师和同学们知道她有一个中国朋友了。她还有一个女同学不敢跟我说话,于是委托她母亲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电话号码和邮箱地址,她妈妈问我,可否跟她女儿交朋友。我笑着把纸条收下,麦丽亚却有些不快,一直是她在翻译,显得很不耐烦。等同学的母亲走后,她问我是否会打电话或写信给她的同学。我说不知道,她便把纸条拿走,撕成小碎片。

唉,小女孩的占有欲。真不知该感动还是生气。

昨天麦丽亚陪我去土耳其领事馆签证,因为找不到具体地址,路上有一个会讲英文的年轻男人热情带路。随后这个年轻人也在纸条上写下他的电话号码给我,告诉我如果在乌鲁米耶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那张纸条的命运也是一样,被麦丽亚撕得粉碎。

麦丽亚大概十四岁,生活优越,家教良好,大部分时间温和有礼,可是也存在青春期孩子明显的攀比占有和任性叛逆。我那时大约也是这样,友谊受不了一丝威胁,那种不快乐,表现得直接而强烈。成长的每个时期,都会有自以为的天大的事。友谊、爱情、事业、婚姻、家庭、健康、自由……回过头来,有多少重要的事情被一笑了之轻轻放下。

我只能趁麦丽亚午睡时,一个人在小镇子里转转。那是一个非常富裕但极度保守的住宅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独栋的石砌楼房。除了孩子跑出来围观,房子的大门都是紧闭的,巷子里很安静。我发现似乎每一个窗子和露台内,都有人黙黙注视着我。大多是女人,充满好奇却巧妙躲避,一旦抬头看她们,便迅速将自己藏起来。这里与德黑兰仿佛处于不同时代。

孩子们好奇试探,起初远远躲在墙角看我,随后慢慢聚拢来。胆小一些的孩子躲在较大的孩子身后,探出脑袋,捂着嘴笑。一个孩子飞快地跑回家,拿出一盘水果,放在我身边,盘沿上架着水果刀。第二个孩子马上重复了这样的动作。一盘又一盘,来自不同家庭。桃子、苹果、梨、黄瓜和杏。还有人送来红茶和方糖。他们几乎都不懂英文只能微笑交流。我坐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一群孩子围成圈看着我吃吃喝喝,感觉特别奇怪。没有一个家庭请我进去,只是不停地送出食物,直到实在吃不下,剩下的水果倒进背包里带走。我不能确认,那个午后,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情形。当地民风如此?或者我看上去太像一个穷困潦倒的外国流浪汉?

麦丽亚家邻居有一个约三四岁的白胖小男孩,他每次看到我便会大声哭叫转身飞奔,找一个建筑物或大人的身后躲起来。他吓得脸通红,眼泪真的大滴往下掉。我试图朝他亲切的微笑,或送给他食物,但他总是不敢多看我一眼。起初几次我尴尬极了,不知道自己的长相或表情出了什么问题。后来我回忆起八十年代初期,我那时也不过这么大,在码头上玩耍,长江上的游轮靠岸,一群金发碧眼的欧美人朝我挥手,每个人都拿着鲜艳奇异的糖果送给我,胶卷相机举起来对着我喀喀喀地按。我当时吓坏了,四处躲藏,觉得他们长得实在奇怪,不敢多看,如同面对青面獠牙的鬼怪。乌鲁米耶的这个小镇子,可能鲜少外国人进入,这小男孩的心情恐怕与我第一次见到鬼佬时相似。再给他些时间,他会像其它更大点的孩子一样,慢慢认识我靠近我。

女主人法特梅只比我大几岁,典型的家庭主妇,所有的工作都是照顾先生和孩子。结婚和生育都很早,看上去不太年轻,更像上一代。她的样子总令我想起伊朗小说《灯,我来熄灭》中的主妇,三十几年的人生似乎不曾为自己活过。可是,价值观被家庭满满占据,对传统的伊朗女人来说,又未必不是一种幸福。

有一次我们一起逛市场,我大步在前面走,过了一会儿麦丽亚追上我说,慢一点,我妈妈快要饿晕了。她因为斋月白天不能进食。我回头看到法特梅脸色惨白浑身无力地瘫坐在台阶上。拿食物给她,她坚决不吃。伊朗的夏天干燥炎热,她连水也不肯喝一口。只能靠闭目养神慢慢恢复元气,又不肯耽误我的时间,一会儿便要起身陪我。我尊重不同的信仰,但问题是,斋月中的伊斯兰教徒是否还要从事体力工作,如果要,不进食身体如何支撑呢?靠着虔诚信仰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么?也许是吧。对我来说,还是太难理解。

法特梅不懂英文,话很少,活动范围大多在厨房内,做饭,洗碗,打扫,煮茶。晚上她终于忙完,我们在客厅的地毯上并排坐下,她拿出一本《古兰经》,牵着我的手,示意我跟着她念。我出于好奇和礼貌学习了一阵,但她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越念越深情和投入,持续了很久。我连忙找出麦丽亚的波斯字典,翻出几个单词给她看,解释我并不是穆斯林。

她惊讶极了,大声叫刚洗完澡的麦丽亚过来翻译。麦丽亚说她妈妈把我当成了伊斯兰教徒,希望每一个人都信奉真主安拉。她对着一本波斯字典费劲地查找,想要向我解释清楚她妈妈的想法。

法特梅因为我不是穆斯林而感到悲伤,她无怨无悔地照顾我,可我竟然不是穆斯林。这些天,我在这里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他们不同意我睡地毯上,把麦丽亚的床让给了我;斋月里仍然变着花样给我做饭吃;每天都会去镇上买不同的甜点回来;我想去哪里看看时,他们总是全家行动起来,开车带我去,陪着我瞎逛;只要有他们在,绝不允许我花一分钱……我因为法特梅的悲伤而抱歉,一个人溜回房间里,黙黙地打包行李。这个善良的家庭妇女,在宗教问题上立场鲜明,虔诚有力。

“你准备去哪里?”麦丽亚靠在门边充满内疚地问我。

“大不里士。”

“是因为我妈妈吗?”

我停下手上的活儿,拉着她的手,一起坐在床沿上,温柔细心地对她说:“不是的,麦丽亚,我已经打扰你们好几天,我在旅行,不能总是留在这里。我明天去大不里士,从那里到亚美尼亚。”

麦丽亚一转身便去告诉了法特梅。

法特梅的弟弟在大不里士,是个工程师,英文流利,她专程打电话,让他跟我通话。她虽然遗憾我不是穆斯林,但在听说我将要去大不里士时,仍然热情地让她弟弟接待我。我感激不已,谢绝了她的好意,我只从大不里士陆路出境去亚美尼亚,并不打算停留。

临走前翻开大包寻找一些小东西想送给他们,可几乎全是私人旧物,只有一瓶新买的日本酱油和几包韩国泡面,于是试着送出。好在他们对此感到新奇,我查出波斯语的名称,告诉他们如何食用。虽然不贵重,但他们看上去很开心,我渐渐消除失礼的尴尬。下一次,我应该在背包里装一些来自中国的小纪念品。

麦丽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肯出来送我,她对我的感情和控制,超出我的想象。我始终无法忘记她的样子,似乎总在惊慌地寻找我,安妮,安妮,你在哪里。

在门口又遇见邻居家的胖男孩,这一次他没有躲闪,害羞地跟在我身后,在斜阳下目送我走到巷子的尽头。我最后一次回头看这金色的童话般的小镇,朝那些温暖人心的陌生人挥手告别,再次上路。

初见-45月08日

初见-4

Mashhad hotel价格低廉,几乎是背包客的首选。提供免费的厨房,免费的网络,窗外便是华丽的清真寺,十五分钟即可走到德黑兰大巴扎,地铁和公交站近在咫尺,进入旅馆后无人严格监督女性是否佩戴头巾。重要的是,可以在天台上随意晾晒女性衣物,比起在伊朗住过的其它旅馆,这里显得更为轻松。我只有两三套衣服,在炎热的中东,及时洗晒一直是个问题。

想起初到伊朗时,住在设拉子的小旅馆里,四处查看,未见任何人晾衣服。我太想洗衣服了,几乎无法忍受衣服上被阳光烤干的汗渍。于是我问房间里的日本男人,他恰好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在深夜拿着电筒爬上天台,寻觅了一个角落,拴上绳子。他非常细心地将绳子绑成三角形,解释说“你是女人,你的衣服晾在里面那条绳子上,我的晾在外面这两条,刚好帮你遮住,我不确定你的衣服可以晾在公众场合。”细致周全的日本男人。他叫平尾智亮。天一亮,他便跑上天台帮我把衣服收回来。这种细小的动作,最让我无法招架。

亚兹德一别,已有数日,在那之后每次趁夜色晾衣服时,我都会想起他。

与路上大多数日本男人的沉默内敛不同,他喜欢交谈,酷爱学习中文,对中国的一切充满好奇,问题多得像记者一样,得到答案后会立即用笔详细记录。我们在伊朗同行几日。

他背包旅行近二十年,其中七次前往中国,喜欢中国文化和中国姑娘。他认真地问,我已经在日本买了房子,这样可以娶到中国老婆了吗。他当真研究过中国国情,深知大多数传统中国人的婚姻先决条件以及房子对中国百姓的重要性。我虽笑着鼓励他加油,心里却有一丝身份的悲哀。我是否可以理解,在他眼中的中国姑娘,爱情和婚姻通常与物质条件紧紧捆绑,房子才是娶中国妻子的基本前提。

原本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看似顺理成章的观念,却让我笑容僵滞羞愧尴尬。毫无疑问,我也曾经,并且还将为生活营营役役,交换更为优渥的生存条件,尚无资格与世俗的需求撇清关系。但爱情,怎么会这么重?

有时我们因为某个敏感话题而争执,中国人与日本人恐怕难以就个别问题达成共识。争吵过后,他为言行而道歉,但从不动摇观念。我们不能互相说服,和解的方式只有不再触碰争议。

自从他帮我在设拉子的旅馆天台上晾了衣服后,我们的关系似乎特别亲近。我在公共浴室洗头,他在门口守候,小声说,外面没人,快出来吧。于是我顶着湿漉漉的头发,没法包头巾,在他的掩护下快速躲进房间。我们分食一份套餐,晚上在多人间里各自讲白天的趣闻。他的手掌里不小心扎进细刺,我捏着他的手,用针尖划破他的皮肤挑刺,他认为这场面温馨极了,可我已经吓得手软。坐长途汽车时,他拍着自己的肩说,来,靠在这里睡会儿吧。真诚温柔的样子,我只觉得有趣,并不会真的靠过去。

可是,旅途中所有的暧昧都是过度的。

在亚兹德的多人间里,只有我和他。我趴在床上看书,他在收拾东西,突然不知道怎么了,他赤脚走过来,跪在我的床沿上,从身后环抱住我,刚剃过胡须的下巴触到我的脖子。我大叫一声从床上弹起来,这猝不及防的意外令我紧张,指着他质问,你要做什么你疯了吗。他却一副无辜的表情,赤着脚沉默地回到自己床上。

大家都说容易被中东男人骚扰,我在伊朗第一次被骚扰竟然来自一个日本人。我还在心里替他辩解了一下,不应该啊,他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啊。是否因为我不自觉地给出了模糊的暗示,传递出喜爱或者可以靠近与侵犯的讯息?两性关系之间的亲密程度,都要经由身体的接触来相互确认?不不,我并不想与他开展一夜情或者恋爱。我很清楚,我不爱他,不可能将身体交付,即使一个拥抱也会紧张防御。这拥抱显然包含了对肉体界限的试探。

暧昧怎会恰如其分呢?旅途中短暂的陪伴与关照,之所以显得格外珍贵,是因为我们经历过独自一人的孤寂,为人海茫茫中的偶然相遇赋予了更多意义,以此滋生灌溉脆弱的经不起推敲的情感。暧昧本身已经越界,若非小心翼翼,难免碰触到对方底线,幻像戛然而止。

我无法与他对话,第二日甚至没有正式告别。他默默地倚着旅馆的大门送我,我没回头。

平尾智亮回到日本后,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他说,发生在亚兹德的那个拥抱,我很抱歉。我并非想要轻薄你,在我的观念中,认为拥抱不仅仅发生在恋人之间,我以为你跟日本姑娘一样。你了解外面的世界,因此我误会你能够接受这个拥抱。总之,非常非常抱歉,希望我们还是朋友。

我已经不再生气。无疑我并不讨厌他,在一起时甚至可以恣意地欺负他。“平尾智亮,我要喝水。”“嗨!马上!”

虽然那个拥抱,我不认可仅仅出于朋友间的亲密,因为它发生得太突然,没有征兆,但是他的道歉我接受。

我回信给他,“平尾智亮,你说过如果我去日本,你会亲自做料理给我吃,还记得吗?”我原谅了他。

也曾遇到过少数年轻的男孩子,在短暂的旅途相伴中,出言不逊,行为失礼,幼稚冷漠,玩转利益关系。一转身便又嘻皮笑脸,并不会意识到自身表现不妥。宁可永不相见,也不会因自省而正式道歉。在他们看来,萍水相逢,不必长久,无需珍惜。反正互不相识,随时可以再无交集。

平尾智亮经常写信给我,开头用中文写我的名字,信中介绍日本的风景、食物和茶,询问我身在何处。英文中夹杂日文和中文。我在路上简短回信,附上一张当时的照片。在信中跟随彼此了解更多的地方。

如此便很好。

初见-35月08日

初见-3

3.
我跟顾,大部分时间并不多话。简单的默契,彼此明了。一生中能够喜悦相对的朋友不会太多。我心中最理想的伴侣关系不过如此。

清晨雨停,满眼苍翠,空气里是淡淡的泥土与青草芳香。

顾已不在房间。这一次,不是早起拍日出,他走了。没有告别。小猫还在脚边熟睡,蜷成一团。

他留下两张照片,一张樱花,一张红叶。

在我的背包上贴了纸条,“我几乎爱上你,可是在路上,一转身,便各自天涯。”后面留下了他的Email地址。

我把照片夹进书里作书签。纸条撕下来,想了想留下无用,顺手贴在了窗子上。

这时候,猛然想起昨夜的梦。缅甸,柚木乌本桥,日落已尽,天边尚有一丝嫣红,跟顾并肩在桥上走,古旧的木板吱吱呀呀。红衣的僧侣迎面走来,顾把我交予和尚,一言不发,转身离开。梦中并不惊慌,好像原本就在履行某种使命,接受到来的一切。只是天亮回想起来,心有不平,他在梦里梦外都用了沉默离去的方式。

夏日里马苏雷的夜也有一种初秋的凉意。

昨夜窗外,灯火稀疏,树影绰绰,烟雨濛濛。在一盏光线微弱的白炽灯泡下,我写完一个关于两小无猜的故事的结局。她在大雪的冬季回到故乡,站在红砖的旧宅前与男子告别,无人的老街种植笔直的水杉,雪无声落下。他叫她的乳名,把她裹进大衣里。她把脸贴在他的心口说,我隐约感到,会在一个远离文明的遥远地方停下来,那里气候炎热,没有冬季,它在浑浊如谜的人寰中给我方向的牵引。我只是回来与你告别,任何发生都不是偶然,总有一天会获得解释。

写完结尾,不觉泪流满面。人是否都具有可怕的多面性?我只能在文字里倾注单纯与专注的珍贵情感,怜悯与承担,笃定与永恒。而面对现实的情感与欲望,却是迟钝疑惑的。至今我仍不能十分确认爱的含义与形式,是白首不相离?是愿为伊人故?我努力把抽象的东西具体化,爱是什么味道,什么颜色,什么温度,是否比早餐的蓝莓果酱更加甜美叫人念念不忘。那些把爱挂在嘴边的人,谁又能解释清楚?说出去的爱字,就像吐出一个烟圈,几秒钟就散了。

顾显然有些无措,很多时候,他显得孤僻和沉闷,为了打破沉寂轻轻地揽了一下我的肩,他说,来看看我拍的马苏雷的夜。

凑近相机翻看照片,夜色里的灯光妩媚动人,蔷薇花瓣薄如蝉翼,雨巷深邃悠长空无一人。我爱马苏雷的静谧,像一支森林月光下的小夜曲。一抬头,与顾四目相对,仿佛一霎千年,也许在那时空里,最适合发生一个温柔缱绻的轻吻,可我们各自目光躲闪,为内心短暂的凌乱寻找了一个平淡的话题。

夜深,在地毯上合衣躺下,一夜无话。

我在马苏雷走了大半天,从山脚到山顶,下来,再上去,不停地走。依赖身体的忙碌来实现无暇思考,或以暴饮暴食来对抗脑力活动,这是自欺欺人却行之有效的办法。

浑浑噩噩地过一生最为妥当,苦的时候遗忘,痛的时候麻木,快乐时跳舞,欢喜时相爱。我知道的。

我仍以赤子之心等待,带着诗意的爱情。喜悦、娇羞、含蓄、芳香。洁白柔软,好像初夏的茉莉。可,谁知道呢,那么多人张开双臂迎接的,不过是一段被欲望填充的乏味婚姻。还是倔强地等。

一个人坐车返回德黑兰,小旅馆里满满的韩国人日本人。

有一个日本女孩子长得非常好看,长长的直发,皮肤极白,嘴唇涂成鲜红色,总是一个人站在天井那里抽烟,手指纤长,她有时用手掌捧着阳光,认真地发呆,看上去诡异极了。就像是,像是不在人间。

韩国男孩木山,还没走,他究竟住了多久?依旧窝在床上看电影,发出嗤嗤的笑声。他是个德黑兰万事通,酷爱手绘地图。哪里能买到韩国泡面和日本酱油,哪里的鲜榨果汁最便宜,哪家餐厅斋月白天仍然营业,了如指掌。

新来的韩国老爹带着十几岁的儿子,他们在长途旅行,从南非一直走到了伊朗。有时候觉是他们不是父子,在中国,几乎没有这样的父子。

我对这位老爹说,你是个好父亲。

他耸耸肩,微笑道,全世界都这样说,除了我自己的儿子。

那年轻的男孩子羞涩地低下头,他看上去干净健康,浑身洒满阳光,蓬勃的青春就像盛夏枝头上的绿色果实。也许他曾经对父亲叛逆或不解,但是此刻他扬起嘴角,对老爹说,全世界都认为你是个好父亲,也包括我。

老爹在儿子的肩上轻轻捶了一拳,这是男人之间情感的表达。这一拳饱含了父亲的无限怜爱和欣慰,胜过任何语言、拥抱和眼泪。倒是旁观的我,忍不住鼻子酸楚起来。回想起自己曾被父母当成男孩子一般养大,什么时候开始从彼此理解到无话可说了,我竟然完全疏忽了这个变化的过程。对情感的认知,我那样的迟钝。

他们买到一种好喝的果汁,两人同喝一杯,正巧看到我,便把杯子递过来,我直接用他们的吸管喝上一大口,三个人就傻傻地笑了,也不知道哪来的快乐。

旅馆前台永远围着几个人抽水烟和下国际象棋,经过时,他们也会把烟嘴递过来,我有时抽上一口,苹果味儿的。

还有一个伊朗男人告诉我他娶了一个中国太太,我不信,他便翻出手机照片给我看。是的,与一个中国姑娘的婚纱照。可是照片再翻下去,出现几张外籍妓女的脱衣照。我若无其事把手机还给他,这是性暗示么?伊朗男人是有多么性压抑呢?不能发生婚前性行为,街上的姑娘全都包着头,很多黑袍子从头到脚包得严实,只露出眼睛。情侣不可以在公共场合亲热,甚至牵手都不行。严格的伊斯兰教义下成长的伊朗男人,手机里却存着大量女性裸照——跟婚纱照保存在一起。

我想起曾经在卡尚住进一个当地家庭中,晚上男主人打开电视机,手握摇控器快速换台,新闻电影综艺全都没有兴趣,节目切换了两圈,才锁定一个购物频道。电视屏幕上重复滚动播放的是一个内衣秀,身材火爆的洋妞扭动腰肢,双手抚摸丰满的胸部,眼神迷离,红唇撩人,以此展示性感无比的塑身内衣。反反复复,总不见结束。模特的表现力极为强烈,像一团热辣得快要燃烧起来的小野兽。男主人盯着屏幕如痴如醉。我对广告本身没有异议,可是显然,他把它当成了性爱影片的替代品,被内衣包裹下的身体挑逗得饥渴难耐。生理的欲求被压抑到只能通过一个内衣广告获得安慰。赤裸的性索然无味。

在旅馆里,大家排队洗漱,天台上晾满衣物,挤在前台巴掌大的地方上网,每个人都被沙发里的猫挠过,斋月里经常自己动手做饭,我早已忘了这是在旅行,这分明是,生活。

德黑兰市中心的交通极为疯狂,想要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穿越马路,我只能硬着头皮不管不顾。第一次过马路,试探了好几次,所有车辆都不减速,摩托车和破旧的老爷车咆啸着径直逼近,我吓得连忙退后。旅馆老板走过来,一手提着我的胳膊,一手向飞奔的车辆示意,快速将我拎到街对面去。那些车就在距自己一米远的地方,吱地一声停住,司机把头伸出来,哈哈大笑。

因此我知道他们的车技一流,车况良好。在之后的日子,索性像鱼一样穿行在德黑兰拥挤嘈杂的车流里,在刺耳的刹车声中,淡定地穿过马路。

我对混乱的城市有着莫名的好感,时常想念印度那些迷宫般的小巷。在那里,牛高高地站在垃圾堆上寻觅食物,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只牛吃下一支完整的长柄扫把。男人们在闹市区背过身去对着墙小便。路边有人叫卖加了豆蔻的奶茶,杯沿上站着苍蝇,我一饮而尽。混乱就像一片浑浊的海洋,如若深潜其中,便易忘了自身的存在。不再关注自身,自然地接受各种事物,那些自以为美好的、邪恶的、喜爱的、厌憎的、在乎的、不屑的,最终都因存在而合理,你会发现它们本身带着某种不受干预的秩序,就像季节的更替,月亮的圆缺,耕种的时节,一一到来,身体仿佛在混乱中与自然契合。

初见-25月08日

初见-2

顾令我有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似一种淡淡的革命同志情结,乱世里独有的。谁也不问来历,却彼此交付信任。

我们并未结伴,可是一再相遇。在亚兹德小旅馆的多人间里,在伊斯法罕的Iman广场上,在Abyaneh古村落里。有时微笑打个招呼就再次错过,有时一起生活好几天。

一天,他给我看相机里的照片,黑暗的背景,手电筒的光束笨拙地在空中写下我的名字,安妮。像极了爱情电影里,他们用相机拍下烟火燃烧的轨迹。在物质匮乏的旅途中,浪漫而珍贵。并且,未带任何表白与期待。干净清透,如月下莲花,只是喜悦。

雨小了,我们去买菜。马苏雷的房屋,建于半山腰,重叠错落。层层盘旋的路面便是下一层的屋顶。拾级而上,人字拖啪啪地溅起积水。

友好的伊朗家庭邀请我们一起合影,闪光灯一亮,我们全都闭了眼睛。女主人开心地送给我们当天采摘的蕃茄和一小袋深红色的车厘子。卖羊肉汤的铺子,锅盖一揭开,蒸气滚滚肉香四溢。烙饼的大爷面前,大饼已经堆了一尺多高,这是伊朗人的主食,大饼卷着蔬菜豆子肉类或沾着汤汁吃,慢慢就习惯了这样的吃法和味道。

在窄窄的雨巷里逛着这些小铺子,平凡质朴的生活原貌,有时走着走着,侧过头去看顾,他双手提着鸡蛋蔬菜和大饼,头发微乱,衣服肩膀上有深色的雨渍,裤角高低不同卷起一截。眼晴里有着一种莫名的甘愿和喜悦,居家的,安定的。

此时,我们已各自坚定地走过千山万水,不知疲倦不知归期地向前旅行。也许有一天回到城市里获取和维持一份稳妥的工作与婚姻,也许便如此生活在路上。或者两者能够并存,虽然安全和自由总是难以兼顾。是的,旅行令人欲罢不能,就像炽热缠绵的爱情,飞蛾扑火亦无可厚非。我从来不问旅途中的任何人,为什么旅行。这是一个难以描述其意义的行为,之于我,它没有梦想的光环,不是逃避的路径,亦无猎奇的吸引,它只是糅合在血液里随之新陈代谢一再复苏的细菌,一遍一遍流经身体的每一寸血管,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可我知道,我最终将在责任、义务、理想、谋生方式、家庭和社会关系之间做出艰难的取舍和退让,寻找到其中的平衡点,从而做出生命中重要的选择。让旅行成为一件充满勇气与乐趣的事情,而不是盲从和莽撞。

我长时间走路,写作,有时工作,获得不算丰厚的劳动报酬,维持简单的旅行和回归后的日常开支,对物质的需求逐日减少,鲜少依赖身外物建立自信与得到喜悦,不为旅行寻找堂皇的理由。走在路上,如同阅读一本好书,字词隽永,彼此相映,身心自在,甚至无需与人相诉。

做了简单的素食,把桌布铺在地毯上,盘腿而坐。顾凑近我,轻轻开启合并的手掌。他说,送给你的。一只小小的荧火虫轻快地飞出,尾部发出神秘微弱的黄绿色光芒,在空中慢慢盘旋。

刚睡醒的猫跳起来,试图捕捉它。

抑起头看,那一刻仿佛突然时光回转,赤足走在长江边的孩子,看见草丛里星星点点,她第一次知道有一种虫子可以发光,这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事物。那时候他那么地年轻活力,他自制万花筒,雕刻木头玩具,划独木舟带她去长江支流的中心,给她讲各种战争和鬼怪的故事还有他小时候的事,把荧火虫收集在玻璃瓶中送给她。

我想带着他一起旅行。我的爸爸。

我自小陪他饮酒。家里只有他一个男人,喝酒难免寂寞。他每天晚餐都要喝白酒,但极为节制,从不贪杯,不因饮酒而宣泄情绪。我陪他喝,他也不阻拦。 我现在的酒量不算太好,但总想喝上一小杯。冬天用以暖身。

伊朗没有酒喝。

在后来的旅途中,土耳其爱琴海畔,我曾遇到一个温馨的伊朗家庭,三代人一起去度假。男主人邀我共进晚餐,开了一瓶棕色的药酒。八个人当中,只有我陪他喝,一杯又一杯。那酒的度数并不高,我喝完后自己倒满,家族的女性唏嘘不已。他先醉了,说话缓慢含糊又重复。他拍着我的背喃喃自语,大家都很尴尬。我突然听清楚他一直重复的是“你是我的女儿,你就是我的女儿……”我一下子就不行了,趴在餐桌上呜呜地哭起来,借着酒劲儿,顾不得矜持。

并没有醉意,但酒精的好处在于,偶尔轻微的失礼、越界、反常都可以被合理地解释,被宽容地原谅。

女主人慌忙回屋拿出一大罐手工酸奶,挖出一大勺,喂给我吃。他们忧郁地说,你醉了。

男主人酒兴正浓,开始自责不该让我饮酒,我脸上挂着泪,扑哧一声笑出来。你知道么,我从小便与爸爸对饮,这在伊朗很难被理解吧。

那时候,我的膝盖上是伊朗爸爸亲手包扎的纱布。我在寻找旅馆的路上惨烈地摔倒,背包太沉,挣扎许久竟难以起身。伤口里都是细砂子,鲜血顺着小腿往下流,我拖着受伤的腿经过旅馆的小花园,经过他们的餐桌。他停下吃饭,敲我的房门,手里拿着酒精和纱布。

他一边用酒精清理肉里的砂子,一边用嘴吹着我的伤口。忍一忍,一下就好。他说。

我看着他为我做着这一切,他的头发有些灰白,动作很轻。我的眼泪大滴大滴掉下来,他抬头问,是不是很疼。

不是因为疼,不是的。我摇着头,要怎么跟他说,因为你让我想起了爸爸。

我离家早,跟爸爸说话越来越少,他甚至不知道这些年我混迹何方。有时候在国外给他电话报平安,他也不问我在哪里。他对我的要求降低到最基本——活着便好。他越对我放手,我便越内疚,他是因为对我的生活感到失望而不想去了解更多。

如果将来有一天,他肯跟我一起旅行,我们爷儿俩每天会在金色的落日下,干上两杯辛辣的好酒。我会告诉他这些年来我的旅程,甚至忘记了所有的辛苦与忧伤。尽管显得不尽人意不计前程,好在身体健康,内心愉悦。他一生为工作四处迁徙,无暇看风景,但归根结底,我们所追寻的,皆为自在,实现身体或者精神的温饱。

我想带他去向遥远的地方,气定神闲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他已经可以卸下繁重的生活负担,却仍旧生活在对未来的不确定和对我的担忧之中。那一代人,活得太忘我。我期待有一天,但愿那时他尚未苍老疲倦,在某个普通的清晨,递给我头盔说,来吧,我们骑摩托车出去转转,这次走得更远点。

这位伊朗爸爸在日后的几天里,每日早晚替我换药,我像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与他们朝夕相处。分别那日,我从新闻中得知伊朗大不里士发生地震,那里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土耳其度假,也许浑然不知。他们亲人在家乡可安好?我几次欲言又止,不敢说出地震的消息。终于试探着问他们可曾打过电话回伊朗,听说早上还跟伊朗家人通过话,我的心才放下来。

他给两个女儿准备礼物,很用心地为我也买了一份,刻上名字的项链。海蒂斯,阿特菲,这是你的,安妮。

中午他们坐车离开时,我正躲在爱琴海边,为了回避分离的场景。我揭开膝盖上的纱布让伤口暴露在阳光下,希望日晒可以令它结痂。我要继续前行,腿必须尽早康复。他还是从计程车里看到我,叫司机停下,从打开的车窗里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宽厚有力,父亲的力量。

如果一个陌生人令你觉得亲切,那就是一种奇妙的归属感,在彼此身上得到一种身份的认同。所有的联结,都是因果。

《初见》-1

1.
那一天,我又梦见大雨中的马苏雷。初夏,伊朗。

远山在浓雾里看不清,巷子里的灯陆续亮起来。天黑得太早,湿漉漉的石板地面光影迷离。蔬菜店子尚未打烊,三五个男人在屋檐下吸水烟,吐出一口轻烟缭绕许久都不散去。烙饼的老人手脚麻利地在案前揉面。打铁铺子里还燃着红红的炉火。仍是生机勃勃的市井景象,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只有雨落下来的声音。

就这样在窗前看雨,高山上的小村子,借宿于一栋朴素的民宅。

未完工的土坯建筑,一楼空置,没有灯,楼梯亦没有扶手。房东老太太领着我慢慢爬上二楼,这一小段需要在黑暗中试探摸索的通道,就像诡异的神话故事里到达另一个奇妙世界之前的混沌。二楼的房间里铺满图案繁复的波斯地毯,在昏暗的傍晚,隐约还能辨识出地毯中央巨大的花团,宝石的蓝色。

缷下背包,摘掉终日包裹的头巾,一头凌乱卷曲的长发倾泻而下。这样天生微卷的细软发质,彼此纠结,难以梳理,烦恼自知,像一团从未理清的爱情乱麻。

找出剪刀,没有镜子,就歪着头,一缕一缕地剪了,沙沙地声响。

我喜爱传统伊朗女人的装束,包头甚至蒙面。被藏匿起来的带有神秘感的美,需要更为独特的气质来建立辨识度。

我甚至将自己包裹得比当地女性更为严密,避免男人们有意无意地对视和碰触。只要我不开口说话,便能轻易混入当地人群之中。德黑兰的年轻姑娘们,将发髻高高挽起,随意在头上挂一片轻薄鲜艳的头巾,走路时头巾轻盈拂动,风姿万千,连我都看呆了。原本用以禁锢女性形态貌相的装束,逐渐被年轻爱美的姑娘们演变成一种装饰。这或许是一种微小的革新征兆。

曾经无数次梦见纱巾裹面,脚步凌乱,走在阳光炽烈的异国街头。人群熙攘,擦肩接踵,心却踽踽独行,如穿行大漠。

梦境、记忆和幻觉以及我们正走在当下的路,终是有着微妙的因果关系。

皮肤还带着从沙漠而来的细尘和干燥,这突如其来的大雨是那样的不真实,就像看了一场下雨的电影,镜头中的一切并未与我发生实际的联系。灯光下,灰白色木头窗台上正盛开艳粉的伊朗玫瑰,波斯菊被雨淋折了花瓣,楚楚动人。一只玳瑁纹的小猫在雨蓬下躲雨,听到开窗的声音,并不惊慌,一跃跳进室内。

这时,我看见雨里的顾。

我们各自从南至北穿越伊朗炽热的沙漠性气候,在北部的小山村再度不期而遇。我们在长途旅行,这一站是伊朗。

我叫他,顾,抬头看,是我。

然后,听见他几乎冲上楼梯的声音。他说,你把头发剪了。

嗯,就在刚才。

第一次相遇,在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二十天前。

那天清晨去警察局延签签证,长长的队伍已经排满一条街区。那么多的老人妇女和残疾人,从他们的长相辨认,可能是来自阿富汗的难民。他们的脸,在漫长岁月的等待中,沟壑分明,犹如雕塑。焦虑惊恐期待思念日复一日化作空洞僵滞的眼神。在烈日下,缓慢前移,面无表情。

队伍前面的难民,手里捏着一些证明文件,小心地试探。

我看见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一动也不动,好像站成了一尊化石。他的请求似乎未被受理,但他并不走,只是站着,嘴唇紧闭。目光落在我身上,直直地看过来,就像在发呆。我尴尬地对他微笑。

忽然,他的拐杖落地,身体径直向后倒下,后脑猛烈碰撞桌角,再重重地落地。我的微笑一下子僵住,声音堵在嗓子眼发不出来。

鲜血从他脑后汩汩流出。有人蹲下用手帕帮他捂住伤口,手帕一下便湿透了。他始终睁着混浊的眼睛,望向我们,或者望向黑暗的深渊,没有痛苦的挣扎和悲伤的眼泪,只是身体发出条件反射的抽搐。

他们摸遍他身上的每一个口袋,摊开手说,没钱。

没有人叫救护车。甚至没有被围观,队伍短暂地松散又整齐地排列好。

我低声说,送医院吧,送医院好么。没有人回应。他没钱,没有人认识他,大家在排队办理更为重要的事情,顾不上他。也许,根本没人听懂我在说什么。

托着老人的头帮他捂住伤口的男人,与我对望一下,无奈地将他的头轻轻放在地面上。他浅灰色的眼睛只那样忧伤地看我一眼,我便明白自己的焦急和央求以及心底对麻木人群的抱怨是多么地可笑,我凭什么站在道德的高处要求这些逃离祖国的难民去做一件超出他们经济和能力范围的救助。他们的口袋,也许一样,空空如也;他们可能也曾在战争与饥饿中痛失过家人,像此刻一样,无能为力;他们耗费数小时争取到这庞大队伍中的一席之地,缓慢移动的队伍或许正通向一次命运的小转折。

我怀揣着花花绿绿的美金,却一再挪动脚步退后避开地上的鲜血。天性中对伤亡的恐惧,以及所受教育对麻烦事的逃避,我顶着一张惊慌伪善的脸,却无动于衷。我到达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家仅仅一天,一无所知。也许他正在等待一个延期留下的合法签章,他是谁,他来自哪里,他等了多久,他有多老?

这里不是我的祖国,宗教与政治广受外界争议。不要参与到敏感事件当中去,是一个游客应该持有的正确态度。我在心里咒骂自己可恶的冷漠的价值观,但真切地知道,是的,我不能为他做任何事。

他渐渐停止抽搐。几只苍蝇飞了过来。

我捂着脸,忽然哭起来。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死亡的过程。它那么地迅速有力,像大自然一样高贵神秘。我看见水泥地上失血的青灰色脸,上衣口袋被翻转出来,烈日烘烤鲜血,苍蝇在上面打转,那只是一瞬间的事。

几个便衣带走我,你看到了什么,就在刚才,你看到了什么!

Nothing.Nothing.

又问了许多的问题,回答语无伦次,有时一个英文单词怎么也想不起来,索性就沉黙。

走出警察局,烈日如刀一般劈头盖脸划下来,腿一软,就倒下了。有人扶住我,他说我送你回旅馆。讲的是中文,他是顾。

我并未看清他的脸,埋在他肩上哭了一阵。他说,我也看到了。

死亡这个词,我写过很多次,以为自己并不惧怕。五年前,一个说爱我的男人身故。殡仪馆外面,漫天都是飞舞的纸钱。我在人群中抬头望向淡青色的天,一滴眼泪都没有。可我忍不住想象睡梦中的他正被推向熊熊大火,火苗窜起来,滚烫地灼伤他的皮肤。想到这里,我的皮肤就火辣地疼痛起来,这疼痛实在太具体,如身处炼狱。我那样的害怕死亡。

顾说,战争最触动我的,恐怕不是前线的滚滚硝烟和战场上的伤亡数字,而是浩劫后的人,他们眼里的绝望。不不,也许连绝望都少了,只剩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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